說明
週二, 16 十月 2007 02:02

平凡的一生〈2〉

作者  印順導師 出處︰妙雲集



印順導師的一生

三 普陀‧廈門‧武昌

  十九年(二十五歲)十月底,與師兄盛明,到天童寺去受戒,戒和尚是上圓下漒老和尚。名山的莊嚴氣氛,留下了深刻的回憶。在普陀過了舊年,得到先師的同意與資助,我就於二十年(二十六歲)二月,到廈門南普陀寺閩南佛學院(以下簡稱閩院)求法,插入甲班(第二學期)。暑期考試還沒有終了,我就病倒了,精神一直不能恢復。八月初,代院長大醒法師要我去鼓山湧泉佛學院教課(實際是易地休養)。在鼓山,禮見了當代的名德──虛雲與慈舟二老。我那時出家不久,對叢林規制,佛門慣例,什麼都不懂。冒冒失失的樣子,現在想起來, [P11] 還有點覺得可笑。年底,我回到廈門過舊年。

  二十一年(二十七歲)上學期,大醒法師要我為甲班──我的同班同學講課。我有經不起人說好話的習性(問題是自己不會應付,不會說話,沒有那股斷然拒絕的勇氣),竟然答應下來。我是作為與同學們共同研究的;好在一向與人無爭,又沒有老師氣派,同學們也就將就些聽了。暑假中,我不慎的說了幾句話,大醒法師覺得我站在同學一邊。我那時忽然警覺過來:我是發心出家求法而來的,聽不到四個月的課,就在這裏當法師,真是不知慚愧!這裡,不可能達成我的求法願望,我應該自求充實。但我怎樣離開閩院呢?在師長面前,我是拿不出不顧一切的勇氣,於是想了一個辦法:我寫信給普陀山福泉庵,要他們這樣的寫封信來──你家裡的人,來常住找你,吵吵鬧鬧,你趕快回來自己處理。我就憑這封信去告假,大醒法師臨別贈詩:「南普陀歸北普陀,留君不住但云何!去時先定來時約,莫使西風別恨多」。我就這樣的走了,現在臺灣的學長戒德,那時也在閩院授課,也許還記得有這麼一回事。 [P12]

  我回到了普陀山。初秋,就住到佛頂山慧濟寺的閱藏樓看藏經。這個自修環境,雖然清苦些(就是找不到錢),為我出家以來所懷念為最理想的。好處在常住上下,沒有人尊敬你,也沒有人輕視你,更不會來麻煩你。在這裡足足的住了一年半,為了閱覽三論宗的章疏,在二十三年(二十九歲)正月,又到武昌佛學院去(以下簡稱武院,那時名為世界佛學苑圖書館)。新年裡,先與華清(諦閑老的法子)法師去雪竇寺,我第一次禮見了太虛大師。然後經上海到南京,訪晤在中國佛學會服務的燈霞同學,瞻仰了中山陵。我又去棲霞山,瞻禮三論宗的古道場。在南京上船去武昌,意外的遇到了敏智、肇啟(?)二位,從天寧寺來,也是要去武院的。我在武院半年,三論宗的章疏讀完了,天氣太熱,我就回到了佛頂山。 [P13]

  六、七月間,虛大師附了常惺法師的來信,邀我再去廈門。那時,閩院已由常惺法師任院長,人事有了變動。在當時的青年學僧心目中,常惺法師是一位被崇仰的大德,我也就決定去一趟。住了半年,在二十四年(三十歲)正月,我就與常惺法師的法子(南亭法師法弟)葦中法師,同船回上海。我再住佛頂山的閱藏樓,直到二十五年(三十一歲)底,才以不可思議的因緣而離開了普陀。

  這裡,我想敘述一則痛心的因緣。當我(二十四年)要離開閩院時,一位蘇北同學──聖華,搭衣持具來頂禮,說願意親近法師。我生於浙江,出家於浙江,所以不憧得這是什麼意思。只告訴他:「我要回去看藏經,將來有緣共住吧」!聖華是文質彬彬,謙和有禮的。後來,他也要來看藏經,我告訴他閱藏樓的一切實際情形。並且說:慧濟寺是子孫叢林,我雖是親房,也等於客住。但他誤會了,來了。在他長養於蘇北寺院的傳統意識裡,以為我久住佛頂山,將來會在佛頂山做方丈的。他來親近我,就有受記做方丈的希望。我發見了他的錯覺,一再的談些佛頂山的歷史,佛頂山的家風,但他著了迷一樣的,怎麼也不肯相信。二 [P14] 十五年冬天,我離開了普陀,聖華似乎失去了世間的一切,不久就變得神經錯亂。聖華的本性,溫和純良,潔身自好,雖然能力薄弱些,但可以做一個好和尚。在蘇北佛教的環境中,如出家而不能受記、當家、做方丈,那是被輕視的,可恥的,簡直有見不得爹娘,見不得師長的苦衷。聖華就是被這種傳統所害苦了的!聖華的不幸,使我對於今日佛教的一角,有了新的認識,新的歎息!

四 誰使我離開了普陀

  為遊覽而出去遊覽,我平生只有過一次。只此一次,恰好免除了抗日期間,陷身敵偽下的苦境,可說是不自覺的預先在安排避難。經過曲折而希奇,因緣是不可思議的!

  民國二十五年(三十一歲)秋天,我在普陀佛頂山,完成了全藏的閱讀,心情頓覺輕鬆。偶而去客堂(頌萊同學在客堂任知客),才聽說九月裡,蔣委員長(即總統蔣公)五秩大壽。經國先生令堂毛太夫人,在天臺山國清寺為委員長祝 [P15] 壽。在山上普設千僧大齋,通告各方:結緣是每人海青料一段,銀圓壹元。這個消息,忽然引起我的動念:天臺山國清寺,是智者大師──天臺宗的根本道場,我從來不曾去過。名山勝地,何不趁此齋會,順便去瞻仰一下!一舉兩得,越想越好,九月中旬,我就背起衣單,過海趕千僧齋去了。

  一到寧波,就去延慶寺,這是亦幻法師總持事務,與虛大師有關係的道場。幾位熟識的道友,見我那個掛單模樣,要去天臺山趕齋,就勸我說:「這次千僧齋會,去的人實在太多了。這幾天的國清寺,不但住眾擠成一團,無單可安(沒有睡覺的地方),連飲水也有了問題。天臺山是值得去的,但如不是為了一塊錢,一塊布,那大可不必趕著去受苦。過幾天,齋會過了,我們介紹你去住幾天,到處瞻禮,何等自在」!我是個一向懶於趕齋,生怕睡眠不好的人,聽他們這麼一說,也就暫時留下,等過了齋期(壽誕)再去。

  在延慶寺住了兩天,吃飯睡覺,實在乏味。想起了慈北白湖(鳴鶴場)金仙寺,是亦幻法師住持的地方。聽說風景優美,芝峰法師及守志(即竺摩)、月熙 [P16] 等同學,都住在那裡,倒不如先去白湖走一趟,回來再上天臺山不遲。決定了,就到金仙寺來。這裡,倒是一個好地方,湖光山色,風景著實不錯!在這裡自修,應該是極其理想的,但在我的感覺中,似乎太自由了一點。

  金仙寺住了幾天,打算明天要回寧波了。廈門的慧雲(俗名林子青),忽在傍晚的時候來了,他就是從國清寺趕了齋下來的。大家見面,有說有笑。說不到幾句,慧雲忽然想到了什麼,拿出銀元二十元給我(那時的幣值很高)說:「知道你在普陀,卻找不到通訊處,我也無法寄給你。隆耀說:別的無所謂,只是印順同學的二十塊錢,無論如何,你也得代我交還他。難得在這裡遇到了你,我也總算不負人之託了」。慧雲來得意外,二十塊錢也來得意外,這裡面原是有一段因緣的。

  二十三年(二十九歲)下學期,我在閩院教課。隆耀(寶華山引禮出身)、慧雲,受台灣開元寺的禮請,一個羯磨,一個教授,要到台灣去傳戒。隆耀想到見了臺灣的諸山長老,也得備點禮物,表示敬意。他是沒有錢的,沒有去與有錢 [P17] 的同學商量,卻來找我這個窮同學,商借二十元。二十元,是我所有的不少部分。我與隆耀沒有特別的友誼,但我毫不猶豫的答應了他。他們傳戒終了,正想離台返廈,卻被日本刑警逮捕,嚴刑苦打。曾傳說隆耀(身體本來瘦弱)經不起刑責,已經死了。二十四年正月,我離開廈門,從此杳無消息,我也早已忘記這二十元了。想不到隆耀沒有死,也沒有忘記我,自己還在台灣休養,首先就設法託慧雲歸還我。佛經說:種因的會結果,欠債的要還錢,這原不過遲早──今生或來生而已!

  慧雲是從杭州去天臺山的。說到杭州,慧雲的話就說開了。「杭州開化寺六和塔住持妙乘,是閩院老同學,對於閩院同學,來者不拒,去者不追。到了他那裡,有吃有住。至於參觀遊覽,那就各人自由。我住在六和塔,已一個多月了」。月熙想到杭州去,邀我同行。出家以來,我沒有去過西湖。現在有人導遊,還得了意外的財物(二十元),我也就放下天台山,先作杭州西湖之遊了。

  九月廿二日晚上,才到了錢塘江邊的開化寺。第二天(國曆十一月六日)早 [P18] 餐畢,妙乘提議:「今天太老(指虛大師)在靈隱寺講『仁王護國般若經』。我們是雲來集菩薩,也該去參加開經法會才是」。大家沒有異議,上午就到了靈隱,我也隨眾禮見了虛大師。下午聽完了經,就回開化寺。晚上,慧雲對我說:「太老好像有話要和你說似的」。我說:「我倒沒有覺得」。但我心裡想:虛大師也許會有話要和我說的。去年(二十四年)國曆四月間,為了組織中日佛學會,出席泛太平洋佛教青年會,我不同意虛大師的態度。大師自己不參加,卻默許部分的弟子去參加。我以為:日本軍閥的野心是不會中止的,中日是遲早要一戰的。處於這個時代的中國佛教徒,應愛護自己,不宜與特務化的日僧相往來。也許措辭過分激烈了,我與大師的聯絡,也就中斷了一年多。

  過了兩天,妙乘在開化寺設齋,供養虛大師,沒有外客。在席上,虛大師向我提起:武院要辦研究班,這是由上海三昧庵寬道發心每月資助(貳)百元而引起的。有幾位研究三論的,所以希望我去武院,指導他們研究。我說了幾句謙辭的話,大師以「去一趟」來結束話題。這就是虛大師所要與我說的,說了也就算 [P19] 了。

  我在杭州住了一星期,忽然遊興大發,也許是二十塊錢在作怪。離開杭州,首先到嘉興楞嚴寺掛單。常住佛事興隆,我被派去拜了一天梁皇懺。看情形不對,第二天起單,到旅館去住了一天。多少遊覽,就搭車去江蘇的鎮江。訪玉山超岸寺,見到了守培老法師。寺主雪松,陪我去金山;又到竹林寺一宿,見到正在編輯『中國佛教人名大辭典』的震華。回到超岸寺,梵波(也許是養波,一位武院的同學)從焦山來,我就隨梵(?)波去焦山。焦山的住持靜嚴,是閩院的同學,在這裡受了幾天招待。忽有六度(也是去過閩院的)從廬山大林寺下來,要回小廟去,他就成為我漫遊的引導者。陪我去楊州;到如皋的菩提社,這是六度出家的地方。我住了好多天,多少領略到蘇北寺僧的生活情形。然後經過南通,參觀了嗇公墓,吳畫沈繡之樓──樓上藏有歷代名人的觀音畫像。最後到了狼山,這裡也有一位力定同學。住了兩三天,這才與六度話別,而搭輪船回上海。三個星期的漫遊,漫無目的的遊歷,錢也用完了,人也累了,遊興當然也就沒有了 [P20] 。天臺山以後再說,決定先回普陀去。

  虛大師創辦的中國佛學會上海市分會,是附設在三昧庵內的,聽說燈霞同學在那裡當幹事。我在決定回普陀山的前一天,去三昧庵看他。談了一回,準備走了,他說:「下午請常惺法師演講,你喫了午飯,聽完講再走吧」!也好,我橫豎是沒有事的。午後,慧雲、妙乘,又在這裡碰上了,真是巧合!妙乘一直埋怨我:「走了也沒說個去處!在你走了以後,太老一再派人來找你」。我說:「到那裏,我自己也不知道呀」!不久,虛大師來了,常惺法師也來了,三昧庵主寬道(原是普陀洪筏院子孫)當然也到了。講演完畢,大家坐下來,虛大師重申前議,要我到武院去。大家幫著大師說話,不善詞令的我,在這師友的包圍下,實在應付不了。虛大師拿出二十塊錢,給我作旅費。我還是要推,妙乘可說話了:「老法師給幾個錢,我們做弟子的,只有說聲謝謝。你去不去武昌,都沒關係,慢慢決定好了」。不會說話的我,就這樣沒奈何的收了下來。回到普陀山,越想越不是滋味。我真是不該到三昧庵去的!但我又怎麼知道三星期的漫遊,會在這 [P21] 裡碰上了呢!約會也沒有這麼巧呀!武院,我是去過的,並不想再去;特別是武漢的炎熱,我實在適應不了。可是旅費已拿了,拿錢而不去,我是不能這麼做的,除非將錢退回去。想來想去,也許還是(缺乏斷然拒絕,不顧一切的勇氣)人情難卻,沒奈何的決定:去一趟,明年早點回普陀山度夏。

  從普陀到武昌,已經是臘月中旬了。二十六年(三十二歲)的五月初,我就病倒了──老毛病。痾了幾天,溫度忽然高起來,院方才把我送入漢口某日本醫院。住了十幾天,才出院回來。天氣那樣的熱,睡眠不足,飲食減少,病雖說好了,身體卻還在衰弱下去。國曆七月七日,蘆溝橋的抗日砲聲響了。國曆八月十三日,淞滬的戰爭又起。到國曆十二月四日,南京也宣告失守。想回普陀的希望,是越來越不可能了!身體一直在奄奄無生氣的情況下。到二十七年(三十三歲)七月,武漢也逐漸緊張起來,這才與老同學止安經宜昌而到了重慶,我就這樣的渡過了抗戰八年。我為什麼到四川?追隨政府哪!響應虛大師的號召(共赴國難)哪,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,對我是完全不適用的。在我的回憶中,覺得有一 [P22] 種(複雜而錯綜的)力量,在引誘我,驅策我,強迫我,在不自覺、不自主的情形下,使我遠離了苦難,不致於拘守普陀,而受盡抗戰期間的生活煎熬。而且是,使我進入一新的領域──新的人事,新的法義,深深的影響了最近幾十年來的一切。抗戰來臨的前夕,一種不自覺的因緣力,使我東離普陀,走向西方──從武昌而到四川。我該感謝三寶的默佑嗎?我更應該歌頌因緣的不可思議!

五 最難得的八年

  最難得的八年(二十七年七月到三十五年三月),為我出家生活史中最有意義的八年,決定我未來一切的八年。

  二十七年(三十三歲)五月,武漢外圍一天天緊張起來。老同學葦舫(蘇北人),在武院編『海潮音』,也是當時武院的管理者。他一直說要與向領江的結緣船(行駛重慶上海間的福源輪船)接洽,送我們──我與老同學止安去四川。但是結緣船一班又一班,武漢三鎮的尼眾去了不少(後來虛大師為他們成立尼眾 [P23] 避難林),就是輪不到我們。七月中,止安著急了,自己出去想想辦法,當下就買了兩張到宜昌的票回來,陪著我去宜昌,暫住古佛寺。一到宜昌,才知道問題嚴重。在宜昌等船入川的,真是人山人海,去四川的船票,我們是沒有能力(有錢也不成)買到的。後來,還是虧了向領江的結緣船,才能順利的到達重慶。向領江的結緣船,不用接洽,也不用買票,只要出家人,就可以一直走上去。在船上,有飯(素菜)喫;到了重慶南岸,每人還給兩毛錢的輪渡費。向領江半生結緣,真正功德無量!我們的船一到,老學長樂觀早在碼頭上搖手,招呼我們。

  第二天,我與止安就去了北碚縉雲山,住在漢藏教理院(以下簡稱漢院)。法尊、法舫、塵空、雪松(前超岸寺寺主)諸法師,都在這裡。最初的一年半中(二十七年八月到二十八年底),法尊法師給我很多的法益。他是河北人,沒有受過近代教育,記憶力與理解力非常強。留學西藏並不太久,而翻譯貢獻最大的,是他。在虛大師門下,於教義有深廣了解的,也是他。我為他新譯的『密宗道次第廣論』潤文,遇到文字不能了解的,就去問他。黃教對密乘的見解與密乘的 [P24] 特質,我因此而多少了解一點。他應我的請求,翻譯了龍樹的『七十空性論』。晚上,我們經常作法義的探討,我假設問題以引起他的見解;有時爭論不下,最後以「夜深了,睡吧」而結束。這樣的論辨,使我有了更多與更深的理解。深受老莊影響的中國空宗──三論宗,我從此對它不再重視。法尊法師是引發了一些問題,提供了一些見解,但融入我對佛法的理解中,成為不大相同的東西。他對我的見解,當然是不能完全同意的,但始終是友好的,經常在共同討論。我出家以來,對佛法而能給予影響的,虛大師(文字的)而外,就是法尊法師(討論的),法 [P25] 尊法師是我修學中的殊勝因緣!

  二十九年(三十五歲),我去了貴陽。大覺精舍是華府所興建,天曦老法師弘化的道場。曦老去世了,曦老的徒孫明照,在漢院求學,就約我到貴陽去。那時是戰時,我又沒有活動力,所以沒有作什麼,只是自修,寫『唯識學探源』。施主華問渠先生,已失去了他父母那種信佛護法的精神,而只是父母傳下來,不好意思結束,姑且維持下去。年底,我回漢院過年。

  到了漢院,就見到從香港來漢院旁聽的演培、妙欽與文慧。三十年(三十六歲),我就為他們講『攝大乘論』,大家非常歡喜。秋天,演培約了幾位同學,到合江法王寺,辦法王學院,請我去當導師。導師原是不負實際責任的,但適應事實,逐漸演化為負責的院長。三十三年(三十九歲)夏天,三年圓滿,我才又回到漢院。在這一期間,又見到了光宗、續明、了參(俗名葉均)他們。

  在四川(二十七──三十五年),我有最殊勝的因緣:見到了法尊法師,遇到了幾位學友。對我的思想,對我未來的一切,都有最重要的意義!我那時,似 [P26] 乎從來沒有離了病,但除了不得已而睡幾天以外,又從來沒有離了修學,不斷的講說,不斷的寫作。病,成了常態,也就不再重視病。法喜與為法的願力,支持我勝過了奄奄欲息的病態。

六 三部書

  有三部書,對我早期的寫作,資料方面有相當的幫助;而且,見到這三部書,都還有點意外之感。

  一、多拉那他的『印度佛教史』:二十六年(三十二歲),我在武院病了,一直不能康復。由於七七事變,全國抗日,虛大師與法尊法師都從廬山來,留學日本的墨禪學長也來武院小住。墨禪隨身帶有日本寺本婉雅所譯的Ta^rana^tha『印度佛教史』,這是西藏著名的史書。我不通日文,好在譯本中的人名、地名、佛法術語,多用漢字譯出,所以也可以多少了解。這本書對無著、世親時代的佛教,後期中觀學者的興起,與唯識學者的論諍,特別是秘密大乘的興起與發展,有相 [P27] 當詳細的敘述。我向他借來慢慢看,他不久就去了香港。抗戰勝利回來,知道墨禪已在上海去世。這樣,這本書「久借無歸」,也就成為我的書了!

  二、宗喀巴的『密宗道次第廣論』:二十七年(三十三歲)秋天,我到了四川縉雲山的漢藏教理院。學院已經開學,所以我住在(教師住處)雙柏精舍,只是自修而已。『密宗道次第廣論』,是法尊最近從藏文譯出的,虛大師要我為這部書潤文。這是西藏格魯派宗喀巴大師所著的,對祕密乘─「事,行,瑜伽,無上瑜伽」四部續的次第作扼要的敘述。我讀了這本書,了解到祕密乘嚴重的天化特性,如「修六天」,「天色身」,「天慢」等,真是「天佛一如」。有些術語,我不能了解,就請問法尊法師;從前閱讀大藏祕密部,如金剛,蓮華等術語,也就能了解是什麼。我的「潤文」,只是文字方面的略作修潤,內容是決不改的。這部書,漢院刻經處沒有出版,託人帶到北平,由「北京菩提學會」出版,託人帶多少部回四川。這本來是限於學密者閱讀的,因為掛名「潤文」,也給了我 [P28] 一部。『印度之佛教』十七章的「密教之興與佛教之滅」,這部書提貢了主要內容,這真是因緣巧合了!

  三、『古代印度』:這是『Ancientindia』的中文譯本,是『印度史』的一部分。三十年(三十六歲),有人將這部譯稿,帶到漢藏教理院來。古代的印度,佛教是相當重要的宗教,流行了千五(六)百年。這部書當然要談到佛教;為了譯稿的更為正確,所以譯者送來漢院,希望能對有關佛教部分,加以校正。我以先讀為快的心情,取得一讀。全書十二章,從「史料及古史」,到「南印度」,我就擇要的記錄下來。對後來『印度之佛教』的寫作,才有了史的重要參考。而這部譯稿的譯者是誰,這部譯稿有沒有出版,我並不知道。我與這部譯稿的相見,是非常意外的!   

七 業緣未了死何難

  「人命在呼吸間」,佛說是不會錯的。健全結實的人,都可能因小小的因緣而突然死去。死,似乎是很容易的,但在我的經驗中,如因緣未盡,那死是並不 [P29] 太容易的。說得好,因緣大事未盡,不能死。說得難聽些,業緣未了,還要受些苦難與折磨。

  話,應該說得遠一點。我是七個月就出生的;第十一天,就生了一場幾乎死去的病。從小身體瘦弱,面白而沒有血色。發育得非常早,十五歲就長得現在這麼高了。總之,我是一向不怎麼結實的,但出家以前,倒也不覺得有什麼病。

  二十五歲出了家,應該好好的精進一番。但是,「學佛未成成病夫」,想起來也不免感傷。二十年(出家的下一年)五月,我在廈門病了。天天瀉肚,同學們勸我醫治,我總是說:「明天再說」。我沒有醫病,問題是沒有錢。我不能向人借錢,我沒有經濟來源,將來拿什麼還人呢!記得故鄉的一句俗語:「有錢藥又藥,沒錢拼條命不著」。病,由他去吧!又信同學(普陀錫麟堂子孫)來看我,一句道破:「你是沒有錢嗎」?「是的,只有一塊錢」。他說:「夠了,夠了,我給你安排」。買了一瓶燕醫生補丸(二角八分),讓他瀉一下,不准吃東西。買半打小聽的鷹牌煉乳,一天可喫三次。用不到一塊錢的特別辦法,果然生效 [P30] ,病就漸漸好了。但病後沒有調養,逢到天氣炎熱,睡眠不足,身體不免虛弱下來。一位同學死了,上山去送往生。經不起山風一吹,感冒咳嗽,這算不得大病。一直拖到七月,精神還是不能恢復。承大醒法師的好意,派到鼓山去教課。山上空氣好,天也涼快了,這才好轉過來。

  二十六年(三十二歲)五月,又在武昌病了,老毛病。病好了,還是一天天衰弱下去,從睡眠不足而轉為失眠,整天都在恍惚狀態中。有時心裡一陣異樣的感覺,似乎全身要潰散一樣,就得立刻去躺著。無時不在病中,對我來說,病已成為常態。常在病中,也就引起一些觀念:一、我的一句口頭禪:「身體虛弱極了,一點小小因緣,也會死過去的」。二、於法於人而沒有什麼用處,生存也未必是可樂的。死亡,如一位不太熟識的朋友。他來了,當然不會歡迎,但也不用討厭。三、做我應做的事吧!實在支持不了,就躺下來睡幾天。起來了,還是做我應做的事。「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」,我有什麼可留戀的呢!但我也不會急求解脫,我是一個平凡的和尚。 [P31] 「身體虛弱極了,一點小小因緣,也會死過去的」。我存有這樣的意念,所以我在武昌,一向是不躲警報的。因為我覺得:如真的炸中了,那怕小小彈片,我也會死去的,不會傷殘而活著受罪。一天晚上,敵機來得特別多。武院當時住有軍事器材庫(科?),一位管理員,慌得從樓梯上直滑下來。有人急著叫我,我沒有感激他,相反的嫌他囉囌,這可以反映我當時的生死觀了。然而這一觀念,在我兩次應死而不死的經驗中,證明了是並不正確的。

  一次是民國三十年(三十六歲)的中秋前夕,我在縉雲山。月餅還沒有喫到,老毛病──肚子倒先有了問題。腹部不舒服,整晚難過得無法安眠(可能有點發熱)。學院的起身鈴響了──五點半,天色有點微明。我想起來去廁所,身體坐起,兩腳落地,忽然眼前一片烏黑,一陣從來沒有經驗過的異樣的疲倦感。我默念「南無佛,南無法,南無僧」。我不是祈求三寶的救護,而是試驗在這異樣的境界中,自心是否明白。接著想:「再睡一下吧」!這應該是剎那間事,以後就什麼都不知道了。忽然有了感覺,聽到有人在敲門,是同事在喚我早餐了── [P32] 七點鐘。看看自己,腳在地上,身體卻擱在床上;滿褲子都是臭糞。慢慢起來,洗淨了身體,換上衣服,再上廁所去。我知道,這是由於腹瀉而引起的虛脫。昏迷這麼久──一點多鐘,竟又醒過來了。我想,假使我就這樣死了,也許別人看了,會有業障深重,死得好慘的感覺。然在我自己,覺得那是無比的安祥與清明。我不想祈求,但如將來這樣死了,那應該說是有福的。

  另一次是民國三十一年(三十七歲),我在四川合江(法王寺所辦的)法王學院。一個初夏季節,常住為了響應政府的減(或是限)租政策,晚上(農夫們白天沒有閒)召集佃農,換訂租約。法王寺的經濟,就是田租;田多,佃農也多,一則一則的換訂新約,工作極其繁重,我也得出來幫助一下。我的工作是計算,田幾畝幾分幾釐,年繳租穀幾石幾斗幾升幾合。佃約寫好了,我又拿來核對一下,以免錯誤。這一晚,直到早上三點多鐘才結束。

  過度疲勞,我是睡不著的。早餐後,還是睡不著,於是出門去散步。寺在深山,沿途是高低起伏的曲徑。經過竹林旁邊,被地上的落葉一滑,就身不由主的 [P33] 跌了下去。只覺得跌到下面,站不住而又橫跌出去,別的就什麼都不知道了。約有半點多鐘,我才逐漸醒過來。覺得左眉有點異樣,用衣袖一按,有一點點血。站起身來一看,不禁呆了,原來從山徑跌下來,已翻了四層坡地,共有四、五丈高。我也顧不得一隻鞋子還在上層,就慢慢的走回來。最後,爬上三、四十層石級,才到達寺院。那一天,學僧們出坡採茶子去了,演培帶著學僧們上山,僅有文慧在院裡。左眉楞骨上的傷痕,深而且長,可是出血不多(也許這裡微血管不多)。文慧就為我洗淨,包紮好。我上床睡了一下,忽然痛醒了。右腳的青筋,蚯蚓般的一根根浮了起來,右腳痛得幾乎不能著地,原來腳筋受了重傷。深山無醫無藥,想不出辦法。到合江去就醫嗎,距離七十五華里,坐著滑竿急急的走,也要八個小時。我在山上跌傷了,驚動了全寺。丈室的一位老沙彌,自己說會醫,看他說得很有信心,也就讓他醫了。他用烘熱了的燒酒,抹在筋上,一面用力按摩。他是懂得拳術的,把我的右腳,又搖又拉,當時被按摩得很痛。人疲倦極了,漸漸睡去,等到中午醒來,青筋不見了,腳也不痛了。這類急救,比西醫還 [P34] 有效而迅速得多。極度衰弱的人,跌了這麼一交,竟然沒有死去。不但沒有死,眉心的創傷,幾天就好了,連傷疤也沒有留下多少。腳筋扭傷了,恰巧有一位老沙彌,一摩就好。只是上面的門牙,跌鬆而長出幾分;下齒折斷了兩根。不好看,咀嚼也不中用,但上牙又自然的生根,到民國五十五年(六十一歲)才拔去。這一交,不能說不嚴重,可是沒有死去,也沒有留下傷痕,真是奇妙的一跌!這一交,使我有了進一步的信念。「身體虛弱極了,一點小小因緣,也會死過去的」──這幾句口頭禪,從此不敢再說了。業緣未了,死亡是並不太容易的。

  五十六年(六十二歲)冬天,我去榮民醫院作體格檢查。車是從天母方面過去的;我坐在司機右側,後座是紹峰、宏德,還有明聖。醫院快要到了,前面的大卡車停了,我們的車也就停了下來。不知怎的,大卡車忽然向後倒退,撞在我們的車上。車頭也撞壞了,汽車前面的玻璃,被撞得紛紛落在我的身上。大家慌張起來,我坐著動也不動。他們說我定力好,這算什麼定力!我只是深信因緣不可思議,如業緣未盡,怎麼也不會死的(自殺例外)。要死,逃是逃不了的。我 [P35] 從一生常病的經驗中,有這麼一點信力而已。

八 我回到了江南

  抗戰勝利了,舉國歡騰,我也該回去了!但是,不要說飛機,就是沿長江而下的輪船,也是票價貴得嚇人,還要有人事關係才行。這不是我們所能的,安心的等著吧!三十五年(四十一歲)清明前後,才發現了一條可以回來的路,那就是經西北公路到寶雞,再沿隴海路東下。雖然迂迴了一點,但到底是可以通行的,而且還可以瞻仰隋唐盛世的佛教中心。我與演培、妙欽,他們連皮箱都賣了(我是想賣也是沒有可賣的),湊足了旅費,才離開了值得懷念的漢院。從重慶出發,那時的光宗與了參,在重慶相別,他們正準備去錫蘭深造。

  到了西安(古稱「長安」),受康寄遙居士的招待。在佛學社、寄園住了幾天,移住城南的大興善寺。這裡,有籌辦巴利三藏院的計劃;一位漢院同學x悟,在這裡主持一個初級佛學院。我們借了一輛牛車,費了一天工夫,才到羅什塔 [P36] 去瞻禮。那時的羅什塔,等於一所鄉村小廟,想起逍遙園時代的盛況,都不盡有無常之感。我們去瞻仰興教寺,大慈恩寺等古剎。名剎多少還留點遺跡,所以西安一帶,寺多僧少,地大寺小,隋唐佛教的光輝,在這裡已完全消失了!

  經洛陽、鄭州,到達開封。鐵塔寺與開封佛學社,都是淨嚴法師主持的。淨巖是武院的老學長,從慈舟老法師出家;那時,續明也在這裡。我經過一個多月的辛苦,病倒了,只能留下來養病,讓演培與妙欽先回去。我住在佛學社,又上了現代佛教的一課。一位憲兵司令(大概是駐鄭州的),有事到開封來,到佛學社來看淨嚴法師。淨嚴法師而外,戴湄川居士(前國會議員)也在座。這位司令談起了佛法:他曾以「色不異空,空不異色;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」,考問過好幾位法師。在重慶也問過法尊法師,也還是差一點。戴湄川說:「司令對佛法真是深有研究了」!他說:「抗戰,剿匪,為國家服務,還不能專心研究;曾看過一部有注解的『心經』」。他走了,戴湄川說:「好小子!我真想刮他兩個耳光。憑他看過一部『心經』注解,就狂妄到那個樣子」!這件事,對我的印象極深 [P37] 。出家人對佛法不大留心,而對軍政名流,護法居士,卻一味奉承逢迎,按時送禮請齋。說到佛法,自己不會說(也有謙恭而不願意說),卻來幾句:「大居士深通佛法」,「見理精深」,「真是見道之言」。被奉承的,也就飄飄然連自己的本來面目都忘了。憑固有的文字根柢,儒道思想,讀幾部經,看幾則公案,談禪、說教,就是大通家了!輕視出家人的風氣,那位司令只是最特出的一位!為什麼會這樣?就是自己無知,卻奉承逢迎,攀緣權勢。所以,如果說有「四寶」,那只因僧不成寶,怪不得別人。我從不要求大居士的尊敬,(對佛法的理解)也從不會恭維他們,免他們陷於輕僧、毀憎,連學佛的基礎──歸依三寶功德都不能具足。

  我準備要東下了。七月十五日,佛學社有法會。下午,忽然時局緊張起來,開封城外也聽到了槍聲。據說:蘭封的鐵路,被八路軍扒了。沿隴海路東下的希望沒有了,一切唯有讓因緣來決定。隔一天,淨嚴法師與我到了鄭州;我再從鄭州南下到武昌。在鄭州著了涼,在武院咳嗽了一個多月,暫時留了下來。武院的 [P38] 房屋,在葦舫的努力下,正在補修恢復。

  三十六年(四十二歲)正月,我回到了上海,在玉佛寺禮見了虛大師。大師那時有說不完的不如意事,心情沈重。那時的杭州靈峰,辦理武林佛學院,演培與妙欽,都在那裡任教,所以我先到杭州去看看。大師說:「回來時,折幾枝梅花來吧」!靈峰是杭州探梅的勝地。我去了幾天,就得到虛大師病重,繼而逝世的消息。我折了幾枝靈峰的梅花,與大家一起到上海,奉梅花為最後的供養。我在開封,在武昌,一再滯留,而終於還能見到大師,也算有緣了!大師的弟子都來了,我被推主編『太虛大師全書』。這是我所能做的,也 [P39] 就答應了。與續明、楊星森,在三月裡到了雪竇,受到寺主大醒法師的照顧;全書到第二年四月才編集完成。

  三十六年與三十七年,我都回過普陀山,那只是為了禮見先師。普陀山一切都變了,閱藏樓也變了,其實京、滬、杭一帶的佛教都變了,變得面目全非。一切都變了,有一切無從說起的感覺。三十七年(四十三歲),從普陀回杭州,要進行西湖佛教圖書館的籌備工作。經過寧波,到延慶寺,恰好見到了錫蘭回來的法舫法師,他是去雪竇禮敬虛大師舍利而下來的。大醒法師感慨的說:「雪竇寺存有多少錢,多少穀,請法舫法師繼任住持,來復興虛大師主持過的道場。我說了兩天一夜,現在連聽也不要聽了」!我說:「我來說說看」。我說明了雪竇寺的實況:雪竇寺的好處──蔣主席的故鄉,常住經濟也可維持二十多人;雪竇寺大醒法師也有些困難,最好法舫法師能發心接任。我說了好處,又說了壞處(大醒法師專說好處),法舫法師就接受了,忙著準備晉山。雖然時局變化,等於沒有這回事,我內心還是很歡喜的。亦幻法師說:「法舫住持雪竇,將來辦學,印 [P40] 順一定會來幫助的」。這種適合一般人的想法,對我是不一定適合的。

九 廈門‧香港‧臺灣

  千僧齋,慧雲交來的二十元,遊興勃發,三昧庵的突然相逢,武昌的病苦,使我意外的避免了敵偽下生活的煎熬。現在,又一次的避免了苦難,已過了四十多年的自由生活。我的身體衰弱,不堪長途跋涉。生性內向而不善交往,也不可能有奔向(語言不通的)香港與臺灣的決心。我是怎樣避免了的?這是又一次不自覺的在安排,預先脫離了險地。

  因緣是非常複雜的,使我遠離政治動亂的苦難,主要應該是妙欽。妙欽與演培等,在漢院同住了幾年,在法義的互相論究中,引發了一種共同的理想。希望在杭州一帶,找一個地方,集合少數同學,對佛法作深一層的研究。三十六年(四十二歲)冬天,以佛性(禪定和尚的弟子,曾在漢院任監學)名義,接管杭州岳墳右後方的香山洞,籌組西湖佛教圖書館,就是這一理想的初步實施。這是我 [P41] 對佛法的未來理想,理想只如此而已。在幾位學友中,我是大了幾歲的,隱隱然以我為主導,但我沒有經濟基礎,連自己的生活都解決不了。那該怎麼辦呢?當然寫緣起哪(這是我的事),找贊助人哪(佛性出去跑了幾趟),而主要卻寄希望於妙欽的一位長輩。

  妙欽是廈門(原籍惠安)人,與性願老法師有宗派的法統關係。抗戰期間,性老開化菲島。三十七年冬天,性老回國,在南普陀寺舉行傳戒法會。本來,性老與虛大師的風格是完全不同的。虛大師門下,在閩南長老,特別是性老的心目中,也沒有留下良好的印象。我想,也許我是念公(福建金門人)的弟子,但主要是妙欽為我在性老前的揄揚。妙欽也希望我趁此戒會,與性老見面,可能將來會對我們的理想,能有所幫助。性老來信,要我去廈門,隨喜這難得的戒會,旅費也寄來了。說來有點離奇,傅戒法會,遠道去禮請羯磨、教授、引禮,是常有的;遠道禮請人去隨喜,是不曾聽說過的。我不好辜負性老的盛意,只能以祝賀者的心情,由妙解(妙欽的師弟)陪從,離杭州而去廈門。 [P42]

  那時,已是三十七年十月,金元券的價格,開始下落。買輪船票不容易,妙解從(福建人開的)桂圓行弄到一張船票,上船交錢。兩個人,一張票,上去了再說。等到輪船快開,也就是要買票了,才知道票價漲起十分之五,我們的錢只夠買一張票了,怎麼辦?我當然是沒有辦法的。妙解展開了外交活動,用閩南話與人攀談。一位(走單幫的)青年攀上了,他母親是常去南普陀寺進香的。就憑這點,向他借到了買票的錢。年輕人有活力,能創造因緣,想到自己那樣的純由因緣的自然推動,實在太沒用了。虧了妙解,我才能到達廈門。可惜他遠去星洲,因緣不順,年輕輕的早死了!

  我就這樣的,意外的到了廈門。傳戒法會期間,見到了恩師念公上人與師弟印實。傳戒法會終了,性老約我去泉州(我就只去了這一次)。先到同安的梵天寺,這裡是先師念公,師弟印實,我(先師為我代收)的徒弟厚學在管理。同安梵天寺,是著名的古剎,但現在是衰落極了!過了一宿,又隨從性老到泉州,住在百原寺(也就是銅佛寺)。泉州三大名剎──開元寺,承天寺,崇福寺,及開 [P43] 元的東西二塔,都曾去瞻仰。性老留在泉州過年,我先回廈門,已是年底,常住的年飯都已經喫過了。

  一過新年,三十八年(四十四歲)正月,京滬的形勢緊張,我就住了下來。隨緣辦了一所「大覺講社」,演培、續明也都約到廈門來。到了六月,漳州、泉州一帶,戰雲密布,我就與續明、常覺、廣範、傳x,離開了廈門,到達香港。我怎麼會到香港?法舫法師在香港,一再催我到香港,並說住處與生活,一定會為我安排,我多少有了短期可託的信念,而我內心的真正目的,是想經雲南而到四川北碚的縉雲山。法尊法師來信:局勢不妙,早點到四川來(以為抗戰時期那樣的可以偏安),免得臨時交通困難。我對縉雲山,是有一分懷 [P44] 念的,我就這樣的到了香港。妙欽那時已去了馬尼拉,寄一筆錢來,決定在港印行我在「大覺講社」所講的『佛法概論』,等到『佛法概論』出版,大陸的局勢急轉直下,縉雲山已是可望而不可能再去的了。『佛法概論』為我帶來了麻煩,然我也為他而沒有在大陸受苦,因緣就是那樣的複雜!

  在香港三年,我又到了臺灣。到臺灣,應有三次因緣:一、三十八年(四十四歲)初夏,大醒法師勸我到臺灣,詞意非常懇切,我也有了到臺灣的意思。但他在信上說:「你來,住所我一定可以為你設法」。這一說,我可猶疑了。我不會閩南話;不會與人打交道,拉關係;我也不能幫常住的忙。寄居臺籍的寺院,自覺難以適應,所以也就沒有來。

  三十九年(四十五歲),我住在香港新界大埔墟的梅修精舍。黃一鳴(國大)代表也住在大埔墟,曾見面數次。黃代表自認皈依太虛大師,也與燈霞相識。他要到臺灣,見我們的生活太苦,勸我到臺灣去。他到了臺灣,大概在李子寬老居士(以下簡稱子老)面前,提到了我,並說我想到臺灣來。所以子老給了我一 [P45] 封信,首先表示歡迎,接著說:大師全書正在香港印行,希望我能繼續主持,完成後再來台灣。全書的印行,我不負任何責任,所以當時讀完了信,真說不出是什麼滋味。其實,這是黃代表的好意,我當時並沒有來台的意思。事後回憶起來,我應該感謝子老。因為,要等政局比較安定:政治更上軌道,四十一年(四十七歲)秋天,我才可以來臺。如三十九年就到了臺灣,免不了一場牢獄之災。遠離政治動亂的苦難,我有意外的因緣;到臺灣也就有較安全的因緣──因緣是那樣的不可思議!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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