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週二, 23 十月 2007 00:00

平凡的一生〈7〉

作者  印順導師


印順導師的一生

二七 出版的殊勝因緣

  我的寫作與講記,幾乎都是自己出版的。自己既沒有資金,又沒有組織,沒有人力物力,出版實在是不容易的。然而我的寫作與講記,竟一部一部的印出流通,這可說是殊勝因緣所成就的。我應該次第的寫出來,以表示對護持者的謝意 [P171] !

  民國二十八年(三十四歲):我在四川漢藏教理院。秋天,虛大師從昆明寄來林語堂的『吾國與吾民』,這部書有不利佛教──歪曲、醜化的部分,要我給以評正。我寫了一篇『吾國吾民與佛教』。漢院的同學們,熱心把他印成小冊,分贈各界。這可說是我出版的第一本書,但只是小冊,我也沒有保存。

  三十二年(三十八歲):十六萬字的『印度之佛教』出版,這是代表我思想的第一部。蒙學友們的熱心贊助,以「正聞學社」名義,在重慶印行。那時,我在合江法王學院,不能親身去處理。蒙達居(仁慈)願負起出版的任務,周貫仁助理校對。但在這部書的排校過程中,曾發生意想不到的問題。原來承印者,是沒有印刷廠的,交給別人排印。大包又小包,在物價逐漸上漲中,真正的承印者,沒有利潤可得,排不到三分之一,就擱了下來。預定出書期到了,竟渺茫得毫無消息。不知怎樣的,原稿落在某君(姓名已忘)手中。某君是屬於軍部的印刷所主管,曾經出家而後來參加革命的。他見了這部書,竟自動發心,願意幫助完 [P172] 成這部書的出版。排印紙張費用,照原價計算。素不相識的某君這番好意,使我忘不了,更忘不了這一不思議因緣。

  三十三年(三十九歲):我回到漢院。冬天,『唯識學探源』出版。

  三十五年(四十一歲):秋天,我從開封回到武院,就設法在漢口出版『攝大乘論講記』(二十七萬字)。由漢口佛教正信會呂九成居士介紹,交某印刷廠排印,校對由我自己負責。但我住在武昌,所以約定:每天十六頁,初校到三校,彼此都以掛號郵寄,郵費由我負責。但是廠方寄了三次初校,就不再寄了,只好過江到印刷廠探問。原來印刷廠是小型的,沒有這麼多鉛字,不能繼續排下去。不得已,只好約定:我每日午後過江,先初校,改正後再校、三校,十六頁當天完成(印刷)。這樣的辛苦了四十天左右,才告完成。費了大約四十天的整個下午,每天往返 ---坐二次渡輪,四次人力車,還要從初校到三校。這是唯一自己校對的書;經過這部書的出版,才知道從校對到出書,問題多多,是並不容易的。 [P173]

  三十六年(四十二歲):『中國佛教史略』出版(今編入『妙雲集』下編九『佛教史地考論』)。這是我與妙欽合編的,由上海大法輪書局印行流通。

  三十七年(四十三歲):三月間,『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』,由大法輪書局出版。

  三十八年(四十四歲):夏天,我到了香港。妙欽從馬尼拉匯來印刷費,所以『佛法概論』十月中在香港出版。

  以上這幾部,出版時都徵求預約。以後感覺到:預約的大抵是人情,所以此後不再預約,賣得書來再印書了!

  三十九年(四十五歲):這一年,在香港出版了『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記』(今編入『妙雲集』上一『般若經講記』),『中觀今論』,『評熊十力的新唯識論』(今編入『妙雲集』下七『無諍之辯』),『青年佛教與佛教青年』(今分三部分:『青年佛教運動小史』,『青年佛教參訪記』,編入『妙雲集』下五『青年的佛教』;『雜華雜記』編入『妙雲集』下十『華雨香雲』),『性空學 [P174] 探源』,『大乘是佛說論』(今編入『妙雲集』下三『以佛法研究佛法』),『太虛大師年譜───七部。其中『中觀今論』,是香港香海蓮社發心印行的;『太虛大師年譜』,是太虛大師全書出版委員會出版的。

  四十年(四十六歲):出版了『佛滅紀年抉擇談』(今編入『妙雲集』下九『佛教史地考論』),『淨土新論』(今編入『妙雲集』下四『淨土與禪』),『大乘起信論講記』。這三年在港出版的書,凡是自己出版的,都由演培、續明負責,與印刷廠接洽及校對等一切事宜。

  四十一年(四十七歲):出版了『中觀論頌講記』,『勝鬢經講記』,由續明(也有 [P175] 學友相助)負責校對等事。『佛法概論』也在那時再版,有我當時的(如上)相片。還有『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』( 今編入『妙雲集』上一『般若經講記』),在香港重版的時間不詳,可能是我秋季離港後,續明繼續出版的。

  這是我來台灣以前的出版情形:重慶三部,武昌一部,上海二部,香港十五部。寫作而自己出版,要有經費,而我是沒有錢的,那怎能出版呢?一、籌印『印度之佛教』,在抗戰艱苦時期,實在不容易!虧得演培學友的大力贊助,才能出版。二、性覺(俗名郭朋)、續明去西康修學,遇到一位虔信佛法叫商人史建侯,二人稱譽我,並說到我的『攝大乘論講記』,因而引起史居士的發心,樂助這部書的出版費(法幣拾捌萬元),我才能在漢口出版了這本書。三、三十八年春去菲律賓岷尼拉的妙欽,不久就寄了一筆印行『佛法概論』的費用來港,書也就在十月出版。四、法舫法師是武院的老學長,我二次到武院研究,他都是武院的主持者,所以也是我的老師。他在香港時,為居士們讚歎我的『中觀今論』,所以香海蓮社會發心出版這部『中觀今論』。五、檳城的明德法師,自願籌款印 [P176] 行『中觀論頌講記』。寄來的印費有餘,再印了『勝鬘經講記』。我與這位遠地的法師,沒有任何關係,也不曾通過信,不知他聽了誰的稱譽『中觀論頌講記』而自動發心贊助,因緣實在希有!從上面所說看來,共同研究的學友,師長,遠地的法師,居士,都為我的著作出版而發心,純為佛法的弘揚著想,出錢出力,沒有絲毫的功利觀念。這是使我感動,使我永續的為佛法而奉獻身心。只是不能推動佛教,使佛法有良好的進步,不免心生慚愧!

  來台灣以前的寫作與講記──長篇的,可說都已出版了。出版書,總是希望有人閱讀的,所以每部書出版後,除了部分贈與有緣人外,在四川時,由漢院流通處代為流通。抗戰期間,紙張太差,印刷也不理想,所以離四川時,只帶了『印度之佛教』二十冊回來,偶爾贈送,也就沒有了。留在漢院的,再也沒有想起。香港出版的,除『中觀今論』,『太虛大師年譜』,由出版者流通外;其他的書,香港由東蓮覺苑代為流通。台灣方面,每本書出版,總是寄一部分到善導寺流通處,那還是李子老主持的道場。在這時局動盪不安的時刻,流通量當然不大 [P177] 。四十二年,我決定定居台灣。五月返香港,東蓮覺苑存書,承全部折價付給我,以後也就不再煩累流通了。台灣善導寺流通處,也將過去出售的結算給我,繼續代為流通。這筆書款,除保留部分作為出版費外,一部分作為修建福嚴精舍的費用。十年來不斷出書的時代過去,在台灣將是另一形態的開始。

  四十二年(四十八歲):冬天,我主持善導寺的彌陀佛七,每日開示,記為『念佛淺說』(今編入『妙雲集』下四『淨土與禪』),由善導寺護法會印行結緣。

  四十三年(四十九歲):『佛法概論』修正後,重版流通。

  四十四年(五十歲):『藥師經講記』出版。

  四十五年(五十一歲):選些論文及講錄,編為『人間佛教』,『學佛三要』,『以佛法研究佛法』,『頑石點頭』──四冊。自己深感近年來的多障多病,所以編印四冊,是以結緣為主的。前三冊,除『人間佛教』改為『佛在人間』,都已編入『妙雲集』下編,但內容已有所增加。『妙雲集』中沒有保存『頑石 [P178] 點頭』名目,內容分散編入下編各部。

  四十九年(五十五歲):秋天,『成佛之道』出版,在我的寫作中,這是流通量較大的一部。以上這幾部的出版,負責出版校對者,我已忘記了,大抵與當時『海潮音』的編校者有關,也有住在善導寺的人幫助。我的書,起初在善導寺校對流通。台北慧日講堂在五十年落成後,就將書運到慧日講堂,由住眾法師一人負責流通。

  五十二年(五十八歲):『修身之道』出版(今編入『妙雲集』下六『我之宗教觀』)。

  五十三年(五十九歲):九月,『寶積經講記』出版。『上帝愛世人』與『「上帝愛世人」的再討論』,香港與曼谷的佛弟子,把他印成小冊結緣。

  五十三年,我來台灣已十二年了。建寺院,出國,弘法,儘做些自己不擅長的事,比之早年的專心佛法,真是得不償失。這樣,(國曆)五月二十三日,就在嘉義妙雲蘭若掩室自修。雖掩關只有一年,但又將進入法義深觀的另一境界。 [P179]

  五十七年(六十三歲):六月,『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』(四十五萬字)出版。常覺學友負責校對;樂助出版費的,是報恩小築的黃陳宏德。這一年,又出版了『談人世與佛學』(今編入『妙雲集』下七『無諍之辯』 )。

  五十八年(六十四歲):冬,開始編集『妙雲集』,到六十二年秋末,經四年而全部出版。這是將我過去的寫作與講錄,除大部的『印度之佛教』等專著外,總合的編成字體、形式等統一的大部。全集分為三編:上編是經與論的講記,七冊;中編是十萬字以上的而獨立成書的,如『中觀今論』,『成佛之道』等,六冊;下編是各種文字的類集,十一冊──全集二十四冊。上編與中編,是容易編定的,先以上編的『勝鬘經講記』付印;下編,到六十年夏天,才分類編定。

  六十年(六十六歲):三月,『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』(五十六萬字)出版。六月,『中國禪宗史』(二十八萬字)出版。

  『妙雲集』的出版,有不少難得的因緣。一、五十八年初,我去了新加坡、 [P180] 馬來西亞一趟,承各位長老的惠與,善信的供養,可說收穫豐盈,這才決定這部書的出版。在出版過程中,香港三輪學社的邵黃志儒,特地送了港幣參萬元,使印費不致困窘,這是意想不到的勝緣。二、據說台中的價目要便宜些,所以決定在台中出版。為了校對的便利,在台中市南區,購了一處小型的靜室,這就是我後來在台中養病的地方。三、最重要的,還是與印刷廠接洽及校對的人員。慧潤是依我出家的弟子,身體的健康很差。他從學院畢業回來,就讓他去處理校對,出版的事務,多少活動,可能身體會好些的。起初是慧潤一個人;五十九年,他的同學性瀅來了;六十一年,又有依道來。大家都是同學,共住一處,負起了這部書的出版任務。至於我自己,除了書的先後編列,確定字體,負責印刷費用外,一切由他們去處理,我是不大顧問的。

  我出版的書,起初並不暢銷,直到『妙雲集』出版,才有較多的人知道,因『妙雲集』而進入佛法;社會經濟又日漸豐裕,『妙雲集』的流通量,也漸漸的提高了。在『妙雲集』出版過程中,還同時出版了兩部書:一、『原始佛教聖典 [P181] 之集成』,由性瀅、慧潤校對,也請慧琦、慧瑛助校。二、『中國禪宗史』,也由性瀅等校對。

  六十年(六十六歲)秋末大病,不死不活的過了兩三年,才慢慢恢復。雖然我的業緣末了,以後還有寫作,但進度不免遲緩了。以後出版的,有:

  六十四年(七十歲):十月,『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』,由菩提樹雜誌社出版(今編入『華雨集』一冊)。同時,『古代中國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』(三十四萬字)出版。這是有關中國文化的,華岡出版社出版,出版費用自備。書中有不少的甲骨文等古老文字,要另行刻印,所以出版費用偏高,收入而不敷支出的,只有這一部。七十九年元月,以正聞出版社名義再版流通。

  六十五年(七十一歲):『往生淨土論講記』出版(今編入『華雨集』一冊)。

  七十年(七十六歲):五月,『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』出版。這是費了五年的時間,一千三百餘頁的鉅著;再加索引,不下九十萬字。校對方面,性 [P182] 瀅、依道、慧潤外,又有心如同學來參加校對,並檢查引文的出處,文句的是否正確。索引方面,得到洪啟嵩、溫金柯、黃俊威、黃啟霖居士的發心。這一年的十二月,『如來藏之研究』出版。校對與索引,由依道等四位負責。

  以上各書,除『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』外,都是在台中出版的。在書籍的出版,流通方面,有一重大改變。從民國五十年,台北慧日講堂成立以來,我所有出版的書籍,主要是依慧日講堂流通的。當時流通量不大,所以請一位講堂的住眾發心處理,如宏印、顯如等幾位,都曾負過這一任務。不過時間長達二十年,發心負過責的,我也不能完全想起來了。書的出版,起初是用沒有實際組織的「正聞學社」名義;後來也有用我自己的名字;到『妙雲集』出版,印海學友也在慧日講堂建立正聞圖書館,我也就以正聞出版社名義出版。到七十年,才在台北正式成立正聞出版社,與印刷廠聯絡及日常事務,主要是由住在北部的性瀅;以後有書出版,也就在台北了。校對方面,雖然性瀅以外,慧潤等漸漸移住到高雄、屏東,但校對主要還是依賴他們。對於這,我有些感想:自己福德 [P183] 薄,又沒有攝受人的善巧,所以寫作的出版,能得到學友們的代為處理,總有喜出望外的感覺。在香港出書,是得到演培與續明的助力;在台灣出版『妙雲集』以來,都依賴性瀅,依道,心如,慧潤──四位。我對人平淡,對他們是與住眾一樣的。我信任他們,後來我幾乎只是把書稿交給他們,我就不問了。演培等來漢院共住而相識,性瀅等只由於慧潤的同學關係。佛學作品的出版,是為了宣揚佛法,大家都是為此而努力。我為此而寫作;代為記錄的也如此;與廠方接洽,校對出版的,代為流通的,也都是如此。在三寶的護持下,都自動的願為佛法而努力。有人以為:我對佛法各部分,早已明白確定了,只是一部接一部的寫出而已,其實不是這樣的。我雖對佛法有一發展的全程概念,如要寫某一部分,還是在研求,補充或修正的情況下進行,所以寫作一部,對這部分問題,有更為明確深入的理解(所以我曾說:閱覽不如講解,講解不如寫作)。我相信,記錄的,負責校對的,在與佛法不斷的接觸中,對佛法也會有所進步的。所以寫作與出版,我與協助我的,都是在佛法中奉獻,在佛法中求進修而已! [P184]

  以後在台北出版的,有:

  七十一年(七十七歲):五月,『辨法法性論講記』出版 (今編入『華雨集』一冊 )。

  七十二年(七十八歲):九月,『雜阿含經論會編』(三冊)出版。這是『雜阿含經』與『瑜伽師地論』『攝事分』(解說抉擇契經部分)的會編,不能說是我的作品,但所費的心力、時間不少。「經」方面,次第倒亂的,缺佚而以餘經編入湊數的,都從研究中改正過來。「論」方面,有有論而沒有經的,經研考而知是出於『中阿含經』,也有屬於『長阿含經』的;也就因此論定為本來是附編於『雜阿含經』,後來才編入『中』、『長阿含經』的。另外又寫了一篇『雜阿含經部類之整編』(約四萬伍千字),附編在卷首。

  七十四年(八十歲):三月,『遊心法海六十年』出版(今編入『華雨集』五冊 )。七月,『空之探究』(十八萬字)出版。

  七十七年(八十三歲):四月,『印度佛教思想史』(二十九萬字)出版。 [P185]

  這可說是我對印度佛教思想發展研究的結論。

  七十八年(八十四歲):二月,『修定──修心與唯心‧祕密乘』出版(今編入『華雨集』三冊)。八月,『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』出版(今編入『華雨集』四冊) 。

  八十一年(八十七歲):八月,『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』,由東宗出版社出版。

  八十二年(八十八歲):一月,『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』日譯本,由正觀出版社出版。

  四月,『華雨集』全部五冊出版。有些是六十年大病以前的作品;有些是『妙雲集』出版以後的寫作,短篇或長篇,有的還沒有發表的。這部書編好後,將原稿交給正聞出版社,確已好久了,但序文說:「民國七十八年一月,序於南投寄廬」(即今永光別苑),時間未免過早。「一月」可能是十一月,脫落一「十」字的校訛,因為這篇序,不可能較『修定──修心與唯心‧祕密乘』,『契理 [P186] 契機之人間佛教』寫出更早的。

  一生的寫作、記錄而已出版的,就是這些。願以這些書的出版,報答三寶法乳的深恩!

二八 傳戒因緣

  我沒有精究律藏,沒有通曉律意,適應現實的深一層認識,所以我沒有特別主張。而對沿習下來的佛制祖規,我也沒有什麼反對。對於台灣近四十年來的傳戒運動,我也參加過,那只是隨喜而已。

  三十七年(四十三歲)冬天,我因性願老法師的邀請,以祝賀者的心情,到了廈門。在戒期中,也講了幾次通泛的開示。授具足戒時,我與先師念公,都參加戒壇為尊證,這是我與傅戒因緣有關的第一次。

  四十四年(五十歲)夏天,台中寶覺寺智性長老來福嚴精舍,邀我參與冬期傳戒,擔任教授。那時,我病勢漸重,我說:「智老!這是我應該隨喜。只是我 [P187] 病體不知怎樣,怕臨時誤了戒會」。智老還是要請我,並且說:「如法體欠佳,可以推人代表」。這樣,我就不好意思推了。到了戒期,我正終日躺著靜養,由演培去代表。

  五十二年(五十八歲),白聖法師在臨濟寺傳六十壽戒,邀我擔任尊證。問起時間,恰好是預定應臺南市佛教會的邀請,作七天弘法的時間,不湊巧。白聖法師說:「那末,推代表好了」。我當然接受了,那次是印海去代表的。

  五十五年(六十一歲)秋天,賢頓法師(白聖法師同來)來,說起臨濟寺傳戒,邀我當尊證。那一天,我正在感冒發燒,這是就會好的,所以我答應了。想不到不久去拔牙,一次又一次的,每次都滲血四、五天,飲食不便,疲累不堪。不得已,又請印海去代表。兩次都沒有能親自參與臨濟寺的戒會,只能說因緣不具足了。

  五十六年(六十二歲)冬天,台中慈明寺傳戒,請我任得戒和尚。不過,我是看作慈明寺傳戒,我不過隨喜而已。好多年前(四十九或五十年),演培陪聖 [P188] 印來,說起為了滿足智性老的遺願,要舉行第三次戒會。傳戒要向中國佛教會轉呈申請,通例要有得戒和尚的名字。那時,智性老已經去世,所以聖印要我出個名字去申請。演培也幫著說,好吧!就作個人情,用我的名字去申請吧!想不到過了這麼多年,真的要傳戒了,那就只好當一次得戒和尚了。其實,聖印要我當得戒和尚,一開始就錯了!

  在五十四年的華僧大會上,有人提了一個革新傳戒制度的提案。不合佛法,不切實際的提案,橫豎是行不通的,我連反對的興趣都沒有。大家也都隨便的通過了,由中佛會轉呈政府備案。聖印用多年來的傳戒制度,發出通知,籌備一切。大概離戒期不過(或不到)兩個月了,政府核准了傳戒的新辦法。中佛會召集會議,要聖印去列(出)席。這一下,聖印可著急了。後來經中佛會會議通過,這次籌備不及,姑且通融採用舊制度。不過受戒者的資格,如神經失常,盲啞殘廢,絕對不得受戒(這些,我都是後來知道的)。不久白聖法師回國,離戒期不到一月了,認為應嚴格執行政府核准的規制。聖印來報恩小築看我,我主張:中 [P189] 佛會是中國佛教的最高機構,遵從教會的意旨是不會錯的,這又不是你出爾反爾。戒弟子多少,有什麼關係!聖印當然有些事實困難,不可能像我那樣的無所謂。後來由中佛會特派專員,去慈明寺審查受戒者的資格。那天晚上,我沒有在慈明寺。聽人說:有新戒起來說話,辭鋒相當銳利,審查者是並不容易答覆的。就這樣的審查了一會,也就算了。世間事是不可思議的!慈明寺戒期還沒有終了,中佛會會議決定:新規制窒礙難行,呈請政府,還是採用老規矩。這個新方案,與慈明寺傳戒相始終,似乎有了慈明寺傳戒,就有新規制的必要一樣。聖印請我當得戒和尚,不知添了多少麻煩,費了多少口舌。但由於中佛會要推行新規制,那些想受而還沒有受戒的,怕再沒有受戒的機會,大家發心來受戒。慈明寺戒會,受出家戒的多達四百二十五人;中佛會的新規制,起了號召大家來受戒的副作用,世間事真不可思議!我是個無事人,一向信任因緣,由因緣去作決定好了!

  五十八年(六十四歲),我又參加了基隆海會寺的戒會,任尊證。

  五十九年(六十五歲):三月初,應嘉義天龍寺心一和尚的禮請,傳授在家 [P190] 的五戒與菩薩戒。戒會期間,並主持大殿重修落成典禮。

  六十四年(七十歲):三月初四日起,黃陳宏德於報恩小築,傳授五戒及菩薩戒,禮請我為傳戒和尚。受戒者人數不多(四十八人),但戒會清淨莊嚴,與一般的兼事經懺,廣招供養的風格不同。

  六十六年(七十二歲):八月,應馬來西亞本道戒兄的邀請,參加金馬崙三寶寺三壇大戒的戒會,任說戒和尚;羯磨與教授,由竺摩,演培二位擔任。十六日開堂,九月初四日圓滿。

  六十七年(七十三歲):台北市松山寺,是道安長老所興建的,蔚為台北名 [P191] 剎。道老定於六十七年,傳授三壇大戒,但不幸於六十五年臘月初圓寂。繼任住持靈根法師,為了滿足道老生前的遺願,仍按時舉行戒會,禮請我為得戒和尚。戒會於九月二十九日開堂,十月二十六日圓滿。

  八十年(八十六歲):新竹福嚴精舍大殿等,由住持真華重建,於國曆十月中落成開光。海外學友演培、仁俊、妙峰、印海、唯慈等,都遠來參加盛會。並在精舍舉行在家菩薩戒會,由我與演培、真華任三師。

  參與戒會,在我這一生中,都不過隨喜而已。 [P192]

二九 我與居士的佛教事業

  佛教的在家弟子,應以佛教的立場,從事文化、慈善、社會福利事業,這不但契合佛教的菩薩精神,也能取得社會大眾的好感,有利於佛教的流行。所以在家居士而能從事佛教的文化與慈善事業,不論他對我怎樣,我都表示由衷的讚歎!

  一、台中李炳南老居士領導的蓮社,對我有思想上的距離,所以在『佛法概論』事件的動盪中,有台中燒毀我著作的傳說。在重信仰的宗教界,這可說是一般的現象。民國五十三年,我辭退了慧日講堂的住持,要去嘉義掩關時,聽說李炳老領導蓮社同人,發起建立菩提醫院。在那時,這是佛教界難得聽到的好消息!我與演培、續明洽商,決定以台幣五十萬元,樂助菩提醫院建院費用。本來,我們只希望,在某間病房中,紀念性稱為「太虛室」。但炳老建議:在醫院旁,建一座「太虛大師紀念館」。上層供佛及虛大師的影像與略傳,可引導病者及其 [P193] 關係人的信佛;下層供醫院使用。炳老的好意,我們當然接受了。五十五年農曆十一月初一日落成,邀我去剪綵。我本著樂施──與人為善的觀念,所以從不問醫院的內務,與進行的程度。炳老有良好的風範,蓮社有眾多的社員,我抱著樂觀其成的心情。但起初鼓吹推動的于凌波,似乎漸漸的退卻了,多少引起我的疑問。菩提醫院建成了,正式開業。由於佛教界缺少(西)醫務人才,加上人事的不能和諧合作,陽光乍現的菩提醫院,就陷於低沈;不久,等於從佛教界消失了!

  二、紐約的美國佛教會,在福嚴精舍成立「駐台譯經院」,這是極有意義而又下免失望的事 [P194] 。因緣是這樣的:五十八年,新竹福嚴精舍與台北慧日講堂,在常覺與印海的主持合作下,福嚴精舍增建了大講堂與學生宿舍,開辦女眾的福嚴佛學院。到六十年夏,學生畢業,也就停辦而恢復為男眾道場。精舍房屋多而住眾少,未能物盡其用,未免可惜!恰好美國佛教會沈家楨居士,讀『大寶積經』而充滿法喜;希望能譯為英文,也就將『大寶積經』的妙法,介紹給英、美等西方人。這一理想與發心,是希有難得的!住在新竹的許巍文居士,與沈居士是德國同學,信函中提及、討論,而有在台灣辦理譯經院的決定,進行尋覓土地,建築設計等工作。我聽到這一消息,覺得是大好事,徵得福嚴印海住持的同意後,向許巍文等提議:覓地、建築,至少還要等一二年時間,不如無條件的,先借用福嚴精舍的大部分房屋,進行譯經工作。在順利進行中,再覓地建築,不更理想嗎?這一提議,當然得到大家贊同,「美國佛教會駐台譯經院」,就這樣的在六十年秋季成立了!院長是在美的沈家楨;在台灣有兩位副院長:顧世淦主持譯務,戈本捷主持事務。當時參加翻譯的,有四、五位,現在譯介世界佛學著作的許洋主,就是其中 [P195] 的一人。譯經院成立不久,我就進入大病、長病的階段,所以不知成立後的情形如何。偶爾聽說,二位副院長間,有些不太協調,那也只是聽說而已。可能是六十六年初吧!主持譯務的顧副院長辭退了,由張澄基居士繼任。『大寶積經』是合編四十九部大乘經而成的,經張副院長的研閱,覺得其中二十八部,更能適合西方人士,因而選定二十八部,沒有譯出的要翻譯,已經譯出的再加校定,大家繼續為此而努力。六十七年夏,福嚴精舍性梵住持來說:不知為了什麼,譯經院決定要遷往北投農禪寺。我以為:我們只是無條件的提貢房屋,歡迎來譯經,只希望譯業成功。遷移,應有他自身的需要,我們也應該歡喜的送他們。一切都遷移到農禪寺去了。不久,聽說譯經院宣告停辦,這是我所想不到的!據說:精選譯出的二十八部,送往美國出版。我不通英文,所以到底有沒有出版,也沒有知道。不過,七年的時間,動用譯務、事務的入不少,所費應該是不少的。如停譯而毫無成就,這不免太使人失望了!辦醫院,譯佛經,我們都無條件的贊助過居士們,而結果都等於零。我不會怪那一位,只是為中國佛教界(美國佛教會,也 [P196] 是中國式的佛教)的衰落而惆悵!

  三、周宣德老居士對現代佛教的年青化,是有貢獻的!雖在『佛法概論』的風波中,他也曾勸我:中國佛教不要提倡日本化,也不要小乘化。那是在無限的謠言中,他也信以為真而已。四十八年,他贊同丘漢平居士的建議,成立大專獎學基金,以引導大專同學的接近佛法,也徵得南亭長老的贊同。丘居士當時是中佛會「國際文教」委員,想到我這個空負名義的主任委員,覺得應該徵求我的同意。那時,我在菲律賓岷尼拉,宣老就寫信給我,敘述情形而希望我贊助。我覺得這是大好事,是引青年學子接觸佛法的好方法,所以我表示願意參加一份。這樣,由南老與我、丘、周──四人四份,組成了「國際文教獎學基金會」。但為了免除不必要的異議,又加入一位委員(不負經濟),大專獎學,就這樣的開始。接著,各種獎學基金紛紛成立,都由宣老負責獎學事宜。五十年,成立慧炬社,發行慧炬月刊,深入各大專院校。大專院校內,成立佛學社團,共六十多所,這可說都是宣老在努力推動。他有教授資格,是老黨員,所以能深入院校而有這 [P197] 樣的成就。有些長老,怪他不請法師去開示,不引導學生來歸依,其實宗教色彩太濃,在那時是不太適宜的。是六十X年吧!宣老從美國給我一封信,大意是:慧炬社已成為大專院校同學集會的活動中心,原有的二層建築,已不敷使用,決定加建三層,希望我能有所贊助。我回信表示,願隨喜贊助。後來,我派人去台北,帶去一封給宣老的信,並台幣參拾捌萬元(合當時美金壹萬元)。隨喜樂施,是不用宣揚的,所以接近我的人,都不知這件事。七十四年,仁俊等在美國為我祝壽並座談,宣老提起這件事,被記錄而刊登在香港的『內明』,所以我也就說到。從獎學基金而引起成立大專院校的佛學社團,使台灣佛教年青化,宣老的功德是不可沒的。在我與居士團體的關係中,這是沒有使我失望的一次!現在宣老已去世了,願繼承這一事業的,能永遠的引導學生,趨向於純正的佛法!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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