發源於印度的佛教，傳入中國已經二千年了。二千年來雖歷經數度興衰交替，但至今仍萌發新的生機，不僅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，而且早在隋唐之際，佛教又由中國傳入韓國、日本，中國反倒成了日韓佛教文化的祖庭。今天，甚至漢化的佛教也傳布到西半球歐美各國，受到西方人士的歡迎，皈依佛門的洋人四眾弟子日增無減。被稱為下個世紀企業經營和社會系統新理念，而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佛瑞思特(Jay Forrester)教授和他的學生彼得．聖吉(Peter M. Senge)博士所提出的「五項修煉」（學習型組織的藝術與實務），強調自省、心靈革新、破除智障、自我超越，特別是系統思考，不歸罪於外，反求諸己，與佛家的「自淨其意」可謂不謀而合。社會發展到今天，佛教的漢傳、藏傳、南傳三大承傳已有了長足發展，東南亞和東亞諸多佛教國家且不去說它，港澳台地區及海外華僑聚居之地，佛教文化得到普遍認同，佛教信徒遍布各地，香港已通過立法把四月初八佛誕定為全民的法定公眾假日。中國大陸的佛教信徒已達二億之眾。佛教受到許多現代有識之士的重視和研究，受到許多平民百姓的信仰和皈依，決不是偶然的。二十一世紀即將來臨，可以預期，佛學必將成為國際範圍內備受世人注目的一大思想學術領域。
　　再讓我們回到生活現實中來：科技的進步，金融工商的發達，經濟的騰飛，市場的全球一體化，「利」成了世俗一切事物的準則，人生觀、世界觀、價值觀似乎都一下子改變了，人的思想行為也因之而變：唯利是圖，逐利而趨，競利而爭，利成了生活的中心和立身處事的標準。於是，貪污受賄、官倒走私、販毒吸毒、盜版制黃、殺人搶劫、欺蒙坑騙、爾虞我詐，各種鋌而走險，一幕幕悲劇由此拉開血淋淋的鏡頭。現實中的無盡煩惱，人心的凶險叵測，加上監獄中所囚、刑場上所斃、黑道中所；還有各種公害，環境污染，今天「瘋牛病」，明天「二噁莢」，珍禽異獸濫捕濫殺，瀕於滅絕。你把大自然掠奪一空，連子孫的後路也不留，稱此為「五濁惡世」恐怕誰也不會懷疑吧。佛家講境由心造。五濁惡世的外境，其根源還在人們的內心。假如人人都能自淨其意，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，我們的世界必將走向人間淨土。所以佛說「心淨則國土淨」，這是破迷啟悟，化導眾生的善智選擇，也是建設人間淨土的光明途徑。這不僅有賴於十方大德、諸山長老、護法檀越，弘法利生，入世關懷；更要依靠廣大有正知正見的四眾弟子，身體力行，以自己的善心宏願，幫助親人友朋，直至社會大眾，皆能了解佛學的甚深妙義，同沾佛陀的悲憫慈濟。從而引導世道人心，改惡向善，棄邪歸正，化疑為信，化迷為悟，化偽為誠，化敵為友，化仇為親，化垢為淨。這就是佛教的解脫觀，自身清淨，亦會眾生清淨，所居國土才得清淨。
　　在這五濁惡世，末法時代，我們究竟應該怎樣宏揚佛法，達成上述淨化人類心靈的成佛宏願呢？我認為，要在以下三個方面切切實實去做：

第一，要有高水平弘法人才
　　加速培養，提高佛學研究和四眾的素質。在中國歷史上，凡高僧輩出，佛學人才濟濟，必是國泰民安、佛法昌隆之際。即以二十世紀之初至三十年代，高僧敬安（八指頭陀）、諦閑、印光、弘一、圓瑛、太虛、應慈、宗仰、興慈、能海、倓虛、虛雲、月霞、持松、喜饒嘉措；居士中楊仁山、歐陽竟無、濮一乘、狄楚卿、以及在他們影響下的康有為、梁啟超、譚嗣同、章太炎，乃至王國維、陳寅恪、梁漱溟、胡適、熊十力、湯用彤、蔣維喬、呂澂、周叔迦、黃懺華、梅光羲、江味農、江謙、王一亭、夏丏尊、余了翁、關絅之、施省之、丁福保、黃涵之、謝無量諸家，佛門龍象，英才接踵，才必然推動了佛教事業的發展，弘法利生蔚為壯觀。然而，我們今天佛教人才凋零，青黃不接，特別是高水平的弘法人才奇缺。沒有具備學識、修持、道德、思想、文化素養和工作能力的弘法人才，怎樣管理好佛教道場？怎樣發展佛教文化事業？怎樣卓有成效地承擔各級佛教協會的組織工作？怎樣協助政府貫徹落實宗教政策？怎樣使佛教合法權益得到維護？怎樣向廣大信眾弘傳佛學知識？怎樣發揚佛教優良傳統、開展社會服務？怎樣重振中國佛教在國際佛教中的中心地位？怎樣開展同港澳台同胞、海外僑胞佛界的溝通和聯誼活動？怎樣同世界各國佛教界人士加強交流合作、友好往來並對亞洲和世界和平作出應有貢獻？沒有人才，中國佛教事業的興衰存亡、中國佛教的走向、命運、前途將繫於何人？可見，在四眾弟子中培養高水平、高素質的弘法人才是跨世紀的當務之急，刻不容緩。其重要性、緊迫性要引起教界主事諸大德的嚴重關注。再不能因循延誤，愧對祖先又愧對後人，事關續佛慧命，燈傳賡續，再不能視而不見了。

第二，佛教必須現代化
　　這有兩層含義：一是面對新世紀、面對新時代、面對新人類。新世紀屬於世紀新人，有為者最是青年。青少年學佛，智慧如海，最能成就一生事業。玄奘大師廿一歲即登壇講經，廣徵博引，深受信眾歡迎。廿七歲西行求法，正是以年青人的充沛精力、頑強毅力、非凡的能力，歷盡艱辛，參學圓滿，飽載而歸，成為他那個時代的高峰。近代高僧太虛大師，十六歲從高僧敬安受具足戒，廿二歲即與仁山法師等創立「中國佛教協會」，並提出教理、教制、教產「三大革命」說，年輕幹練，成為一代佛教領袖，他的「人間佛教」思想還在影響今日中國佛教的走向。世出龍象，必在青年。我們必須為佛教青年的成長創造條件，大力護持。我們不能做遏制、限制、阻礙佛門青年成長的蠢事。另一層含義是研究新的對象，探索新的方法，運用新的科技，革新佛教文化傳播。時代不同了，環境不同了，眾生因緣也不同了，只有因應變化，應機施教，觀機布法，即物發凡，才能在新世紀弘傳佛法。應，就是適應。機，就是各種客觀對象及其所處情境。中國佛教二千年來的存在和發展，無不是應機施教、觀機布法的結果。不同的歷史時期，有不同的佛教文化特色和不同的佛教理論成就，就是因應變化，應機施教的證明。佛陀自覺覺他、悲智雙運的根本精神沒有變，莊嚴國土、利樂有情的宗旨沒有變，這是佛教教義、佛教精神的繼承性，主體性；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弘法思路、弘法舉措和新的佛教輝煌，這是佛教文化的時代性、適應性。佛教有八萬四千法門，這就是佛教應機施教、觀機布法的靈活性、圓融性。兩千年來的中國佛教曾經深刻地全面地影響了中國的文化、藝術、生命哲學、宇宙觀、人生觀、道德觀；面對新的世紀，佛教必須現代化，才能對新世紀的中華文化和兩個文明建設作出新的貢獻。

第三，堅持「解行並進，學以致用」
　　學佛的根本是信、修、行。信，是堅持信仰，堅定信念，堅守正信。修，是轉變觀念，修正行為，懺悔罪業，立志修持。行，是實踐，是最寶貴的以所學所修，行所知所能。加強佛門自身建設，維護佛門的道風和純潔性，就在一個「行」字上。俗言「瘸和尚說法能說不能行」，是一句嘲諷之詞，萬不可取。禪宗公案中有一則著名的燈錄：

　　 有人問趙州禪師：「師父平時修福修慧，人格道德，至為完美，百年之後，不知師父到哪裡去呢？」
　　「到地獄去。」
　　「以師父的修持、德行，百年之後，怎麼會去地獄呢？」
　　「我若不去地獄，你所犯下的殺、盜、淫、妄罪業，誰來度你呢？」

　　佛教是最關心生命苦難和解脫生老病死的宗教，是真正洞悉人類普遍焦慮並給以寬慰和慈悲的宗教，特別是捨生忘我、關心他人疾苦、慈善濟世、拯救人的心靈，這就全靠一個「行」字。趙州禪師的回答，就是地藏菩薩的廣大行願與無限慈悲精神--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」；「地獄未空，誓不成佛。」
　　但是，佛家的「行」，又並非出世，而是重在入世，《增一阿含經》云：「諸佛皆出人間，終不在天上成佛。」六祖惠能說得更為直接：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。離世求菩提，猶如覓兔角。」可見佛法在世間，在現世之中，在眾生之中。離開現世，離開眾生，當無菩提可言。再說，離開了實踐，還怎麼續佛慧命、弘法利生呢？
　　佛家的「信、修、行」，實際上是人生的完整教育。美國的佛瑞思特教授和彼得．聖吉博士提出的下世紀經營理論和社會管理理論的「五項修煉」，概言之，正是佛家「信、修、行」的翻版而已。太虛大師生前曾作《真現實頌》：

　　 仰止唯佛陀，完成在人格。
　　人成即佛成，是名真現實。

　　至今許多學者，仍常引用。這也是信修行的最好注解：信仰教義，依止教理，方能證得真如。所謂佛法無邊，唯信能入。《華嚴經》中說「信為道源功德母」。也指明信是修學佛法的基礎。太虛大師又指出，學佛的第一步是完成人格。首先做一個有道德的人、完善的人，然後才談得上學佛。可見，佛教首先是一種人格教育。要我們愛國愛教、守法遵紀、有正當的職業，以合法的勞動（腦、體）謀生，具有一定的文化素養（自然科學知識與社會科學知識），具有職業道德、社會公德和家庭美德，有基本的物質生活、高尚的精神生活、豐富的知識生活、完善的道德生活，由個人，推及幸福的家庭、進步的社會、富強的國家、和平的世界，這就是人格的完成。人格完善了，發大乘心，行普渡眾生之願，證無上正覺，所以人成即佛成。這是最真實的道理，也是最現實的道理，可見，他和世間多麼相切相合。有人把佛法看成為一種教條，這又是一大誤解。大乘佛法有「四依」的教導。所謂「四依」，在《維摩詰經》、《大般涅槃經》、《大智度論》等經典中都有記載：一、依法不依人；二、依智不依識；三、依義不依語；四、依了義不依不了義。特別是「依法不依人」「依義不依語」，只要有一顆佛心，與佛法相通相符相應，不論是世間法，還是別的什麼人所說，都能被佛教徒接受、奉行。所以，佛教傳播到任何一個民族文化之中，都不會排斥原有文化，倒是能夠提升當地文化，豐富當地文化，與當地文化相融合，給當地文化帶來新的生機。這有什麼教條主義可言呢？一個成功的社會，是精神最富足，心靈最開放的社會。並不是經濟富裕、口袋裡有錢就叫理想的社會了，更應該文化豐富，心中有信仰，精神有淨土。人心是現代文明的一個根本指標。佛教使人生有指歸，心靈有淨土，這對社會穩定、經濟發展、世界和平，才是不可磨滅的貢獻。
　　道不遠人，會心即得。
　　在新的世紀即將到來的時刻，我願與同參道友共勉：發大菩提心，邁向新世紀。